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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梁衡:沈公榕:眺望大海150年  

----中華人文古樹系列之十七

梁 衡

 

2017-11-28 18:22:17  來源:(2017年第13期)

 
 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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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世人多知左公柳,而很少有人知道沈公榕。

歷史竟是這樣的浪漫。在祖國的西北大漠和東南沿海,各用兩棵樹來標志中國近代史的進程。左公柳見證了新疆的收復,沈公榕卻見證了中國近代海軍的誕生。

 

栽樹明志,從一簣之土筑新基

  20162017年的歲尾年初,“遼寧”艦穿過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。中國航母編隊的首次遠航,雖然剛跨過第一個年頭,而中國海軍卻已整整走過了150年。150年了,中國海軍才邁出家門口走向深藍。這個時刻我們不應該忘記一個人。

  150年前的1223,福州馬尾船廠破土動工,中國人要建造軍艦。近日,馬尾船廠正在籌備大慶,有一個熟人知道我在全國到處找有人文價值的古樹,就來電話說:“馬尾有船政大臣沈葆楨手植的一棵古榕樹,見證了中國海軍史,你不來看一看?而且,船廠馬上要喬遷新址。將來這樹丟在那里,還不知會是什么樣子。”我連忙趕到馬尾。

  馬尾船廠是186612月開工的。當時請法國人日意格任總監督,一切管理遵從法式。我走在舊廠的大院里,像是回到了19世紀的法國。西邊是一座法式的紅磚辦公樓和一個現存的中國最古老的車間——船政輪機廠;南邊是當年的“繪事院”,即繪圖設計室;東邊是一座五層的尖頂法式鐘樓。當年拖著長辮子的中國員工,就是在這鐘聲中上下班的。他們好奇地聽金發碧眼、高鼻梁的洋師傅講蒸汽原理,學車、鉚、電焊。我要找的沈公榕就在鐘樓的側前方。150年了,它已是一棵參天巨木,濃陰覆地,大約有多半個籃球場那么大,郁郁乎如一座綠城。樹根處立有一塊石頭,被綠苔緊緊包裹。我貼近樹身,蹲下身子,用一根細樹枝一點一點地小心清理,漸漸露出了“沈公榕”三個大字。這榕一出土就分為三股,現已各有牛腰之粗。一枝向左,濃陰遮住了廠區的大路;一枝向后,如一扇大屏風貼在一座四層小樓上;還有一枝往右探向鐘樓。可是,正當它伸到一半時卻在空中齊齊折斷,突兀地停在半空,枝上垂掛的氣根隨風舞動,像是一個長須老人在與鐘樓隔空呼喚。我一時被這個場面驚呆,有一種莫名的惆悵,靜靜地仰望著這150年前的歷史天空。

  別看我現在腳下的這一小塊土地,它是中國近代最早的艦船基地,中國制造業的發端處,中國飛機制造的發祥地,中國海軍的搖籃,中國近代教育的第一個學堂,中西文化大交流的第一個平臺。學者研究,這里竟創造了十多個中國第一。現在我們來憑吊它,就只有這幾座紅磚房子、一座鐘樓和一棵古榕了。

  鴉片戰爭后,清帝國被列強敲開了國門,國勢日弱。老祖宗傳下來的大刀長矛,在洋槍、洋炮面前是那樣的無奈。鎮壓太平軍起家、督辦大清水師的湘軍名將彭玉麟,看到江面上飛馳的洋人炮艇,被驚得目瞪口呆,大呼:“將來亡我者洋人也。”說罷口吐鮮血,其后怏怏病故于衡州(今衡陽)。洋務派深切地感到必須學習西方先進技術,“師夷制夷”。

  18666月左宗棠上書,請在福建馬尾開辦船廠,立被批準。但10月西北烽煙突起,左宗棠被任為陜甘總督,西去平定叛亂,收復新疆。他不放心剛起步的船政大事,遍選接替之人,最后力保時任江西巡撫,正因母喪在福州家中守孝的沈葆楨出任船政大臣。歷史有時是這樣的匆忙。沈守孝在家,被逼上任,而做成了大事。當年曾國藩也是守孝在家,太平軍起,政府命他就地組建湘軍,而成為晚清名臣。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,與你沒商量。

  沈葆楨是林則徐的女婿。從小受過嚴格的儒家思想教育,忠君報國,一身正氣。但他也看到了世界潮流,力主“師夷制夷”,變革圖強。在晚清睜眼看世界的先進分子中,他是晚于林則徐、魏源,早于康有為、梁啟超的過渡人物。當時政局,一團亂麻。帝國主義勢力插手中國,多國角逐;朝野保守與開放的思想激烈沖突。經鎮壓太平軍、捻軍而興起的湘軍、淮軍等地方實力派,各封疆大吏互相掣肘。在這一團亂麻中要理出個頭緒,師夷制夷,造船強軍,談何容易。況且在家鄉辦事,關系更復雜。本來,沈葆楨是不想接這個攤子的,但左宗棠三顧茅廬力請出山,并親自為他配好各種助手,請“紅頂商人”胡雪巖幫他籌錢,又一再上書朝廷,催其就職。忠孝不能兩全,孝期未滿的沈葆楨就走馬上任了。

  馬尾,地處閩江入海口。形同馬的尾巴,地低而土軟,要建廠就得清理地基,類似現在的“三通一平”。他們先打入5000根木樁,加固岸基,填高近兩米的土層,然后遍植榕樹以固定廠房、船塢的周邊。沈葆楨帶頭栽下第一棵榕樹,然后揮筆寫下一副對聯,懸于船政衙門的大柱上:

  以一簣為始基,自古天下無難事;

  致九譯之新法,于今中國有圣人。

他要引進新法,以精衛精神,一筐一筐地填海筑基,開創近代中國的造船大業,不信事情辦不成。

 

   “權自我操”,逆流而上,沈葆楨快刀斬亂麻

    沈葆楨坐在船政衙門的大堂上,看著外面熙熙攘攘的工地,堆積如山的物資,特別是門外榕樹上那些七長八短、隨風舞動的氣根,心亂如麻。

   “船政”是一個洋務新詞,是指海防及與船艦有關的一切事務,包括建廠、造船、辦船校、買船,延請外國專家,制定相關政策,辦理對外交涉等等。總之,都是過去沒有過的新事,所以專設一個“船政衙門”,直屬中央。類似我們改革開放初的“改革辦”“特區辦”。

  1866年的世界,西方工業革命已經走過了100年。西班牙、荷蘭、英國、法國都有了橫行世界的蒸汽機艦隊。而中國還在海上搖櫓劃槳或借風行船。思想開放的左宗棠,曾在杭州西湖里仿造了一條小洋船,但航行乏力,遂決定引進洋技師、洋工匠開船廠、辦船校。

  新事物一開始就遇到保守勢力的頑強阻撓。還沒有造船,就先是一場思想大論戰,這很有點像中國改革開放初的“真理標準大討論”。許多朝中和地方的大員說,只要“以忠信為甲冑,禮義為干櫓”就能戰無不勝,“何必師事夷人”。左宗棠痛斥這幫迂腐之臣,他上書說:“臣愚以為,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,非整理水師不可。泰西巧,而中國不必安于拙也;泰西有,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。”“安于拙、傲以無”,左宗棠尖刻地畫出了保守的當權者的嘴臉。

  當時的福建地方官吳棠愚頑不化,沈葆楨來馬尾辦船政,他在經費、人力、材料、土地等方面,事事發難,處處拆臺,幾乎是“逢沈必反”。此人有一個特殊的背景。他早先在蘇北運河邊任一小知縣。某日,一位曾有恩于他的官員扶柩南下,停于河上。吳遣差人送去銀子三百兩。正巧,有一位在旗少女扶父親的靈柩北上,也停于河邊。陰差陽錯,差人將銀子誤投到旗女的船上。吳明知投錯,也不好追回。誰知,這位少女就是后來的慈禧太后。天上掉餡餅,吳后半生有了一個大靠山,不斷被提拔,處處受保護。現在他與沈不合,上面雖知船政重要,但總是和稀泥,勸沈與他和衷共濟。有時一個重大歷史的結點,就“結”在一個人身上,一個人可以綁架歷史,影響國運。沈憤怒地上書:“船政之事,非諸臣之事,國家之事也”“非不知和衷共濟”,而“大局攸關,安忍、顧慮、瞻徇,負朝廷委任。”表示“惟有毀譽聽之人,禍福聽之天,竭盡愚誠”。

  他是本地人,工廠一開工,親朋故舊都上門來找飯碗。他平生最恨劣幕奸胥,裙帶相纏。為洗刷舊衙陳腐之風,他以法治廠,半軍事化管理,甚至不惜開殺戒。一官員買銅不報,他批“阻撓國是,侮慢大臣”,就地立斬。他有一姻親,觸犯廠規,批軍法從事,殺!布政使知是沈家親戚,請求緩辦,他堅持立即開堂問審。這時他父親送來一信。他知必是求情,便說:“家父的信是私事,等我辦完公事再拆不遲。”喝令立斬。然后拆閱,果然是求情信,但已無用。一些劣紳還借助迷信煽動地痞與不明真相的群眾鬧事,阻撓開工。他一邊做說服工作,一邊捕殺兩個為首之徒,事態當即平息。

  開山用大斧,亂世用重典。向來成大事者必用鐵手腕。沈葆楨、左宗棠、李鴻章、曾國藩,這一幫晚清名臣,本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,但他們都遇事不亂,剛毅過人,竟也殺人如麻。曾國藩的外號就是“曾剃頭”。晚清的回光返照,全賴他們支撐。馬尾船廠,這個中國近代工業的序幕,終于經沈葆楨的鐵手腕輕輕拉開。

  辦洋務,最難把握的是與洋人的關系。沈的原則是:“優賞洋員,權自我操。”經濟上給予高酬重獎,權力上一寸不讓。船政是個復雜的聯合體,其所屬的工廠、學校、設計、繪圖、管理等部門,經常保持有洋人技師、領班、教師、工匠、翻譯、醫生等六七十人。所以,船政衙門,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“外國專家局”。沈給他們高薪。十年下來,雇用洋人共用銀93萬兩,占船廠支出的18%。法國人日意格為總監督,從頭到尾參與了船政活動,盡職盡責,起了極大的作用。沈給他月薪1000兩,而他自己的月薪才600兩。洋技師月薪200250兩,而中國工人的月工資最低4兩,最高21兩。這樣的高薪買技術,沈認為值得。

  但是在管理權上,沈葆楨絕不松手。當時清政府與列強訂有屈辱的領事公約,通商中凡涉洋人之事由領事館裁決,所謂“領事裁判權”。福州不是通商口岸,也未設領事館。但法國駐寧波的領事卻老遠跑到福州來干涉船政。沈義正辭嚴地說:“根據萬國外交慣例,領事是為通商而設。船廠非商務機構,與貴領事何干?”左宗棠還逼法外交部正式表態,再不干預中國的船政。

  沈與洋人訂有嚴格、細密的合同。最終目標是對方必須教會中國人自主造船。前三年,洋人手把手地教;后兩年只在一旁指導,讓中國工人自己動手干。直到造出船,又能駕船出海,這樣才算履行了合同,可兌現薪酬。對不遵廠規,不聽指揮,不盡職守者開除、解聘。1869年,新造的第一艘輪船下水。總監工達士博要求用洋人引港。沈說,在中國的閩江口試航,我們熟悉水道,為什么一定要用洋人?不能開此先例。博以總監工身份相要挾,不答應就不上船,還煽動工人怠工。沈再三相勸,并因之推遲試航日期。博仍不讓步。沈當即將其開除。而對盡職盡責的總監督日意格,沈除給予他重獎外,還奏請朝廷賞加提督銜并頂帶花翎,這是洋人在華獲得的最高榮譽。正是有了高薪和沈的靈活把握,總體上中外合作是愉快的。

  那天采訪船政舊址時,我意外地碰到一個正在為日意格籌備的個人回顧展。這是船政紀念活動的一部分。一位法國友人提供了他在華工作時的100多幅照片,還有他在法國工程師協會介紹中國船政的一個法文講稿。這是一批極珍貴的航政資料。日意格是這樣來評價他的兩個中國合作者的。關于左宗棠,他說:“因循守舊的北京政府,僅知道滿足于在別人呈遞的奏折上批文簽字。左宗棠不得不為此計劃獨自擔負全責。此項創舉若是失敗,他在中國官僚機構中所能達到的最為輝煌的職業生涯將毀于一旦。左宗棠決心無論如何要孤注一擲了,他不再聽任其他官員對他將要進行的大業指手畫腳,他的眼中只有一件事,就是迅速地將中國推上發展道路。他知道要邁出這至關重要的第一步需要有人勇挑重擔。我真希望手邊擁有這份左宗棠呈送皇帝的理由充分、勇氣十足的奏折,你們若是讀了這份奏折,一定會驚嘆于他的觀點。你們將會看到這些通常被我們認為滑稽可笑的人,品德是多么高尚,見識是多么深遠。”他評價沈葆楨:“中國政府特派一名欽差大臣來到此地擔任總理船政大臣。這位官員名字叫沈葆楨,是一位出類拔萃、精明強干、意志堅定、善于指揮的將才”。

  到1874年福州船政共制造了15艘輪船,包括11艘軍艦。左宗棠的計劃,在沈葆楨手上已全部實現。近代中國的造船工業躋入了世界十強,技術水平與西方國家已相當接近。最大的“揚武”號已相當于國際上的二等巡洋艦。

   (未完待續)

 

(《新湘評論》2017年第13期)

 

   


 
   
   
 
 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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