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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梁衡:詩歌語言漫談  

梁 衡

 

2017-11-28 18:22:17  來源:(2017年第19期)

 
 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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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素描/羅雪村繪

 

    詩歌的技巧也確是很多的,研究的人根據詩歌藝術的特點,總是注重意境、比興、格律等等。但是我以為首先強調的應該是:準確。

 

    詩歌的語言的確是美的,初學者常常為它所陶醉,于是便去追求華麗而激昂的詞藻;詩歌的技巧也確是很多的,研究的人根據詩歌藝術的特點,總是注重意境、比興、格律等等。但是我以為首先強調的應該是:準確。這是最基本的東西,好像一個人,先得會走,才能會跑、跳。詩歌創作的一切技巧,如比興恰當、夸張得體、對比鮮明、音調和諧,甚至構思新穎等,都離不開準確。可是翻開我們的刊物,一些錯字、病句屢見不鮮。一些作者的語言基本功不硬便去追求特殊的技巧,結果常常弄出笑話。長此下去,必然影響詩歌藝術的發展。

  怎樣做到準確呢?首先得思想清楚。就是說要旗幟鮮明,主題突出,內容不能含混模糊。這就是列寧所引述的:“只有思想清楚的人,才能夠說得清楚。”我們先來看下面這幾句詩:

  日想總理情難收,

  夜夢總理心潮涌,

  甘灑碧血寫春秋,

  發指鼠輩入冷宮。

  這是一首懷念總理,痛斥“四人幫”的詩,但最后一句在說什么呢?按字面可以有這樣幾種理解:一、發指,怒發沖冠;鼠輩,“四人幫”;入冷宮,下臺。就是說對“四人幫”被趕下臺這件事,作者并不高興,而且表示憤怒。二、入冷宮,原指嬪妃的失寵,后引為冷遇。“四人幫”的覆滅被說成冷遇,當然不妥。三、“發指鼠輩”是“鼠輩發指”的倒裝,就是說“四人幫”對自己被冷遇感到非常憤怒。這三種解釋無論哪種大約都不是作者原意,但從字面上看,只能這樣分析。

  為了說明問題還可以再舉幾例:“雷鋒精神蔚成風,八億人民都是螺絲釘,擰在‘四化’機器上,日日夜夜轉不停。”是螺絲釘轉不停,還是機器轉不停?再看,“誰說鐵人在大慶,咱說廠廠有鐵人;誰說大慶在塞北,咱說處處有大慶。”難道別的地方有鐵人、大慶,而大慶、塞北反而沒有鐵人、大慶嗎?前者反映作者思想混亂,前言不搭后語,后者則是思想不嚴密,顧此失彼。

  類似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。這里,首先是作者的思想不清楚,沒有對所要表達的思想、事物進行仔細研究,還沒有形成一個明確的概念就急于訴諸形象,抒情言志。不錯,詩歌藝術,是形象的藝術,但是一切形象必須是在準確的基礎上才能創造。形象思維雖不同于邏輯思維,但它卻是以嚴密的邏輯思維為基礎的,以己昏昏是不能使人昭昭的。

  第二,語言要清晰。就是說,要合于語法修辭,不能生造硬編,引起疑義和誤解。看這一節詩:

  透過那流油的土地,

  聞到了金秋稻谷的香甜,

  殷紅的高粱擎起了支支火炬,

  雪白的棉朵似錦云相連。

  這四句是作者在開荒時想象將來的豐收,我們可以看出“聞到”“香甜”還勉強說得通(嚴格講甜也是不能聞的),但后面的殷紅、雪白、火炬、錦云等這些顏色和形象,只能訴諸視覺,怎么能聞呢?作者在造句時犯了動賓不符的錯誤。忘了“聞到”后面的話雖然分成三行,但仍然是沒有說完的一句話。比如毛主席的詞《沁園春》中曾有這樣一段:“看萬山紅遍,層林盡染,漫江碧透,百舸爭流,鷹擊長空,魚翔淺底,萬類霜天競自由。”“看”字后面共有七句,但都是視覺范圍以內的事物,都沒有脫離“看”這個動詞。

    又如一首寫鵝毛大雪之中行車的詩句有:

  大雪,如飛的車輪擋不住,

  狂風,只配給咱鼓勁喝彩。

  這第一句的意思應是“大雪擋不住如飛的車輪”。但作者為了追求和第二句的形式協調,改成現在的樣子,這一改卻改成了一個賓語提前的句式,改出來一個新的意思:“如飛的車輪擋不住大雪”了。這就產生了誤解。

  我們承認詩歌的語言是特別注重修辭技巧的,常有省略、跳脫、突接、倒裝、借代等現象,這些似乎是和語法矛盾的,但實質上并不矛盾,因為它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來運用,根據上下文的關系,不但能正確地表達原意,還能產生更生動新鮮的詩意。這是一個基本功問題,我們只能在首先掌握語法的基礎上再去研究修辭,在首先做到準確后再去求生動,決不可耍花架子。否則,反倒露出了破綻。

  第三,用字要準。如果說前二條是一切文學作品都應遵循的起碼要求,那么這一條就是特別對詩歌提出的、更進一步要求。因為詩,是以少勝多的藝術,要在極短的篇幅內“狀難寫之景,如在目前;舍不盡之意,見于言外”,就必須字字珍惜,千錘百煉,這就是詩歌創造中常說的“煉字”。

  常碰到一些這樣的詩句,內容、語法上都無甚大毛病,但細推敲開來一些字卻欠妥帖。如:

  曙光中,備耕的人馬出動了,

  連溫室的谷種也忙著抽芽、出泥。

  我們常說種籽出土,誰說出泥?從全詩來看這兩個地方都是因為韻腳的需要,寧肯違反常情而去生造詞匯。韻倒是對了,字意卻不準確了。

  詩歌語言的準確性,說到底是個個性問題。辯證唯物論告訴我們,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,世界上相似的東西可以是很多的,但完全相同的東西卻是絕對沒有的。作為反映客觀事物的語言,相似詞可以是很多,但絕對的同義詞卻是非常少的。否則它們便沒有同時存在的必要。比如“波浪”和“浪波”,好像都差不多,但前者偏重于指“浪”,后者偏重于指“波”。這兩個詞各有其自己的特點,表達著不同的境況和感情。至于波浪、波濤、波瀾,我們一一細品就更見其差異了。因此文學上曾有所謂福樓拜的一語:“不論我們要說的是什么,要把它表現出來,只有一個唯一的名詞;要對它賦予運動,只有一個唯一的動詞;要對它賦予性質,只有一個唯一的形容詞。我們應該去苦心搜索,非發現這些名詞、動詞、形容詞不可。僅僅發現這些名詞、動詞、形容詞的相似詞,千萬不可以滿足。更不可以因為這種搜索非常困難,就用隨便的詞句來搪塞了事。”就是說,我們要努力發現諸多事物特有的個性。你看,這是多么艱苦的事情,又必須找到那個唯一的詞,又要合于詩的韻律,從這個意義上說,準確這個要求是最基本的,但又是最難的。語言大師們的功夫正在這里。他們靠著自己純熟的技巧,豐富的知識積累,一次又一次地搜索著更適合的字詞。這個最準確的字一旦找見,全詩便畫龍點睛,煥然生輝。我國詩壇上傳為佳話的“推敲”故事就是這樣。可是在現實的創作生活中一些作者常常知難而退,為了押韻就把“波浪”改為“浪波”,因為不肯割愛,某句雖有一二字不妥也就湊數塞責。我們說,遇到這種情況寧肯沖破韻律或者重制新句,也要求得用詞的準確。

 

(《新湘評論》2017年第19期)

 

   


 
   
   
 
 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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